与魏潘在爵禄咖啡厅分别后,那张烫金名片像块烧红的炭,贴身藏着。他没许诺什么,但那条隐约的线算是搭上了。接下来几天,我像一只在蛛网边缘试探的飞蛾,一方面通过魏潘偶尔透露的、关于法租界人际关系和航运业的碎片信息,侧面印证“贝尔加马号”的特殊性;另一方面,更警惕地避开可能存在的盯梢。霞飞路的小客栈不能再住,我用最后一点钱,在更偏僻的闸北区,找了一处连招牌都没有的“老虎灶”兼营的简陋宿处,与拉夜车的苦力、走街串巷的货郎为邻。浑浊的开水,硬邦邦的窝头,但安全。白天,我尽可能外出,变换路线和装扮,像个真正的游民一样混迹于码头区、火车站、茶馆。耳朵支棱着,捕捉任何关于“船期”、“检查”、“特殊货物”的只言片语。收获甚微,却对这座城市粗糙、沉重、充满汗味与挣扎的背面,有了更切肤的体认。这天午后,我晃到北火车站附近。这里人流更杂,南来北往的旅客,扛着大包小包的苦力,吆喝的小贩,还有三三两两穿着学生装的年轻人,脸上带着朝气和忧色,聚在站前空地的角落里,低声议论着什么,手里攥着油印的传单。又是学生。我的心提了起来。自从上次受伤,我对学生群体多了一份复杂的关注。他们是这个时代最敏感也最脆弱的神经。我装作等车的路人,在不远处一个卖煮玉米的摊子前停下,竖起耳朵。断断续续的声音飘过来:“……必须声援……北平那边……”“……当局镇压……消息封锁……”“……我们也要行动起来!明天去市府请愿!”声音压得很低,但语气激动。空气中弥漫着紧张。突然,一阵不协调的皮鞋声由远及近。几个穿着黑色中山装、头戴礼帽的男人,分开人群,径直朝那群学生走去。他们步伐统一,眼神冰冷,腰间鼓鼓囊囊。不是巡捕,也不是普通的密探,那种训练有素、带着血腥气的漠然,我几乎立刻嗅出来——是军方的人,很可能是某个军阀系统下直属的情报特务。学生们也察觉了,交谈声戛然而止,警惕地看着来人。为首的黑衣男人,脸型瘦削,颧骨很高,面无表情地扫视一圈,开口,声音不高却像钝刀刮过铁皮:“聚众滋事,散播谣言。把东西交出来,跟我们走一趟。”一个身材高瘦、戴着眼镜的男生挺身上前,声音因激动而发颤:“我们只是在这里讨论国事!传播真相!你们凭什么抓人?”“真相?”瘦高个特务扯了扯嘴角,毫无笑意,“你们懂什么是真相?带走!”他身后两人立刻上前,粗暴地去抓那眼镜男生。其他学生激愤起来,围拢上去理论、阻拦。推搡之间,一个特务猛地抡起胳膊,用手里短促坚硬的物件(后来看清是包着铜皮的短棍)狠狠砸在另一个试图保护同学的矮个子男生头上!沉闷的撞击声。矮个子男生哼都没哼一声,软软倒下,额角瞬间涌出鲜血,在灰扑扑的地面上迅速洇开一片刺目的暗红。时间仿佛凝固了一秒。紧接着,是女生的尖叫,其他学生的怒吼,和围观人群惊慌的骚动。“杀人了!”“他们打人了!”瘦高个特务对地上的流血视若无睹,厉声喝道:“暴力抗法!全部带走!”其他特务更凶狠地扑上去,拳打脚踢,抢夺撕毁传单。我的血往头顶冲,手指死死抠进掌心,才忍住冲上去的冲动。记者本能和求生本能激烈交战。不能暴露!暴露就是死!但这一幕……我猛地转身,背对着混乱的中心,心脏狂跳,呼吸急促。眼角的余光瞥见车站钟楼上的大钟,指针指向下午三点十七分。地点,北站前空地。人物,学生(约七八人),黑衣特务(五人,为首者瘦高,颧骨突出)。事件,暴力殴打,至少一人头部重伤倒地,血流不止……细节像烧红的铁烙,烫进脑子里。我强迫自己迈开步子,混入四散惊逃的人群,低着头,迅速离开现场。走了两条街,拐进一条僻静的里弄,才敢靠在冰冷的砖墙上,大口喘息,胃里一阵翻腾。额角旧伤处隐隐作痛。光天化日,车站广场,公然行凶。这就是他们对待声音的方式。比督军府新婚夜的枪口更冰冷,更肆无忌惮。我必须把这件事写下来。立刻。现在。可去哪里写?回报馆?不行,太远,也可能被盯。闸北的宿处?没有纸笔,也不安全。这时,我忽然想起离这里不算太远,有一家小印刷所,老板曾给《沪上晨报》印过些零活,为人还算可靠,最重要的是,他那里有现成的油印设备。我辨认了一下方向,拔腿就跑,不顾脚踝传来的轻微刺痛。跑到那家藏在弄堂深处、门面破旧的“兴华印刷所”时,已是满头大汗。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,油墨味扑面而来。老板是个秃顶的矮胖男人,正在给一架老式手摇油印机上墨。看到我狼狈的样子,吃了一惊。“王老板,”我急促地说,掏出身上最后一块银元拍在沾满油污的柜台上,“急事!借你地方和机器,印一份东西!立刻要!”王老板看看银元,又看看我惨白的脸和额角的伤疤,迟疑了一下:“林……林记者?你这是……”“别问!”我打断他,目光灼灼,“印不印?不印我找别家!”他咬了咬牙,收起银元:“后面小间,纸和笔都有。要印多少?”“先印两百份!”我冲进后面狭窄的储藏间,抓起桌上的铅笔和粗糙的黄色毛边纸,手还在抖,但落笔却异常迅猛。标题触目惊心:《血染北站!黑衣特务白日行凶,爱国学生喋血当场!》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特征、过程细节、伤者惨状……没有修饰,没有议论,只有白描般的记录,但每一个字都带着刚从现场带来的、滚烫的惊悸与愤怒。我写下特务的冷漠,学生的热血,围观者的惊恐,以及那片在初冬午后阳光下不断扩大的、暗红色的血泊。笔尖几乎要划破纸张。写罢,我冲出小间,将稿纸塞给王老板:“快!照这个刻版,油印!字要大!”王老板接过稿子,快速浏览,脸色也变得难看。他没再多说,坐到刻板桌前,动作熟练地操作起来。钢针在蜡纸上划过的沙沙声,在寂静的印刷所里格外清晰。等待的时间无比漫长。每一秒都好像能听到远处警笛的幻听,或者特务破门而入的巨响。我站在门边,从门缝里警惕地观察着外面昏暗的弄堂。终于,油印机开始发出有节奏的“嘎吱”声,一张张带着浓重油墨味的传单被印制出来。墨迹未干,字迹有些模糊,但那份血淋淋的紧迫感,反而因此更加强烈。我数出几十份,胡乱叠好,塞进随身带的旧布袋里。剩下的留给王老板:“想办法散出去!学校、茶馆、工会……任何地方!”王老板用力点头,眼神里也有了决绝:“林记者,你放心!”我最后看了一眼那些堆积的、墨黑的标题,转身拉开木门,投入外面灰蒙蒙的天光里。我没有漫无目的地散发。而是直奔几所我知道学生活动活跃的中学和大学,将传单塞进校门缝,贴在布告栏不起眼的角落,或者悄悄塞给那些看起来神情忧虑、匆匆走过的年轻学生。每一次投放,都像在点燃一颗微弱的火种。做完这一切,天色已近黄昏。疲惫和紧张过后,是虚脱般的无力。但我不能停。我知道,这篇粗糙的、油印的报道,必须尽快变成铅字,出现在正规报纸上,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。老顾的报馆,现在恐怕更是龙潭虎穴。我想到了一个人。周先生。周豫才。虽然素未谋面,但我知道他,那位以笔为矛、洞察世情的青年作家,他常在《申报》副刊发表犀利杂文,也曾公开支持过进步学生。他的文字有力量,有担当。最重要的是,他或许有渠道,也有胆量,让这样的报道见报。我找到一家有公用电话的杂货铺,照着记忆中和从魏潘那里旁敲侧击来的零星信息,拨通了《申报》编辑部的电话。几经转接,一个沉静而略带沙哑的男声在听筒那头响起:“喂,哪位?”“周先生吗?”我尽量让声音平稳,“我有一份关于今天下午北火车站事件的现场记录,或许您会感兴趣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。“什么样的记录?”“血还未干的记录。”我说,“我是《沪上晨报》的林晚。”更长的沉默。然后,他说了一个时间和地点:“一小时后,四马路‘一品香’茶馆二楼,靠楼梯的雅座。”***“一品香”茶馆里茶香氤氲,说书人的声音咿咿呀呀。我坐在约定的位置,心跳仍未完全平复。当周豫才先生出现时,我几乎没认出他来。他比我想象中更清瘦,穿着半旧的深灰长衫,面容严肃,眼神却锐利如刀,仿佛能穿透一切浮华表象。他坐下,没寒暄,直接伸出手。我将那份油印的传单,还有更详细的手写稿副本,推到他面前。他接过去,就着桌上昏暗的灯光,迅速而仔细地阅读。眉头越皱越紧,捏着纸张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。读完,他抬起头,目光如电,射向我。“你亲眼所见?”“是。下午三点十七分,北站前空地。”“伤者后来如何?”“不知。我被驱散,但离开时,他倒地未起,血流了很多。”我顿了顿,“为首的特务,瘦高,颧骨很突出,左手背有一道寸许长的旧疤。”周豫才点点头,将稿件仔细折好,收进内袋。他的动作很慢,带着一种凝重的力量。“林晚。”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,“你知道刊登这样的报道,意味着什么吗?”“知道。”我迎着他的目光,“但如果不登,意味着更多。”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,那眼神里有审视,有估量,更有一种深沉的、仿佛看到同路人的复杂情绪。“《申报》未必敢登全文。”他缓缓说,“但有些话,可以换种方式说。有些事实,必须留下印记。”他停顿片刻,“你……愿不愿意,用你的笔,为更多发不出声音的人说话?不只报道事件,也记录这时代的病与痛,光与暗?”我心头一震。“周先生的意思是……”“有一个小小的同人社团,叫‘同文社’。几个志同道合的笔友,定期聚会,写些东西,互相砥砺。”他的声音很低,却很清晰,“不拘体裁,小说、杂文、报道、诗歌皆可。宗旨只有一个:说真话,见人心。风险,自然有。但或许,比一个人单打独斗,多一分力量,也多一分掩护。”同文社。我知道这个名字,隐约听过,是沪上一些有左翼倾向的文人私下聚集的小团体。这是邀请。也是认可。血染北站的景象还在眼前晃动,督军府名单上的红圈仍在脑海灼烧,沈静秋渡海的迷雾还未散开……我需要更多的信息,需要同伴,也需要一个更能发挥笔力、触及核心的平台。“我愿意。”我没有犹豫。周豫才脸上露出一丝极淡的、几乎难以察觉的笑意,像是冰层裂开一道细缝。“好。”他端起已经微凉的茶,喝了一口,“下次聚会,在三日后。地点,我会让人通知你。林晚,”他放下茶杯,目光再次变得锐利,“记住,笔可以是匕首,但执笔的人,首先要学会在黑暗中行走。”离开茶馆时,夜色已浓。寒风凛冽,但我胸腔里却有一股热流在涌动。我报道了血案,尽管方式仓促而原始。我见到了周豫才,加入了同文社。一条新的、或许更坚实的路,在脚下隐约展开。然而,就在我拐进通往闸北宿处的昏暗巷子时,一种熟悉的、如芒在背的寒意,毫无预兆地蹿上脊梁。巷口对面,那家白天关着门的烟纸店,此刻门缝里透出一点微弱的光。光映出窗外一个模糊的人影轮廓,正静静地站着,面朝我来的方向。像一尊等待已久的石像。我脚步未停,甚至没有加快,但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,手悄悄探进藏青夹袄的内袋,握住了那空了的、冰凉的小瓷瓶。影子没有动。只是在那里,沉默地,存在于我与那间简陋“老虎灶”宿处之间必经的巷口。夜色,更重了。